【历史概况】

四所楼行政村为四所楼镇政府所在地，镇政府原址因1949年至1973年在四所楼自然村而取名“四所楼”。四所楼行政村辖四所楼、侯庄、娄富宇三个自然村，全村606户，2587口人，2600亩耕地。S325省道穿村而过，密杞铁路横贯东西，南临四所楼镇东西方向的交通干线岭阴路（岭西村至阴岗村），向北有通往长智镇的柏油路，向东南有通往历史名村欧阳岗和陈集的柏油公路。全村地势平坦，土壤以两合土为主，适合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多种农作物的生长。三个自然村村村通柏油路，户户有自来水，交通发达，店铺林立，商贸繁荣。尤其是农历三六九绠会，更是热闹非凡。多方客商云集，商品众多：五金交电、化肥农药；鞋帽服装，日用百货；五谷杂粮，蔬菜水果；牛羊兔狗，鸡鸭鱼鹅……应有尽有。市场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你来我往，交易红火。机关部门，各负其责；医院学校，寄民重托；商店食堂，礼貌待客。本村村民本分善良，或务农或务工或经商，虽居商贸重镇，却进合法之财；有海纳百川之量，无欺行霸市之嫌。该村因作为中州名镇的所在地而远近闻名。

抚今追昔，人们不禁要问：四所楼村的历史是怎样的？

据传，四所楼自然村得名于娄姓村民居住该村。娄姓村民始祖为唐朝进士、宰相娄师德，居河南新乡市原阳县。明初，娄姓（21世）迁居四所楼镇大上湾村，子孙繁衍。明朝正统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的娄良就出自该支。明朝前期大上湾一娄姓兄弟四人迁入该村。娄姓四兄弟和睦相处，同建家园，村名定为“四和娄”，后来慢慢演变成“四所楼”。辈字为“汝永承先德，延绍继希宗；孟仲伯和季，渊源本世同；泰运舒长龙，广传道济光；恩荣敷锡远，贻裕庆其昌；宣平安云启，敬维敏政宏；贤英琨瑛瑜，星华灿时中。”“汝”字辈为26世。该村为防匪防盗，在村周围建土寨墙，临墙有沟，沟内蓄水，称“寨海子。”村西边一里之隔的娄富宇和侯庄两个自然村没修寨墙，这两个村的村民现在还称该村为“寨里(liū为里li头tou的叠音）”。另一传说是，明朝中期，从大上湾村西头娄蒙分支—其孙子娄某某16岁时，家中遭灾离家去山西太原从武，40年之后，官至副将，所生四子分别叫国宁、国翰、国显、国某。他为官清正，资财不多，告诉子女家乡很富裕，欲带领他们还乡，嘉靖年间，他告老还乡，定居现在的四所楼村，只盖起了一所楼，取名为娄副将庄。同事议论：你的四个儿子只一所楼，怎么分家啊。一年中秋节，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外地回家了，老人说：你们四个只一所楼，都成家了，看以后怎么过好，不生气，不让别人看笑话！让四个孩子对对心思。都把想法写到手心里，写好后大家一齐亮开，有两人写的是“和”字，有两人写的是“合”字，老人看后哈哈大笑，以后村庄就演变为合和楼，时间长了，叫成了四合楼，20年后，四个儿子有才干，家里都盖了楼，真的成为了四所楼。

侯庄自然村为现在的镇政府所在地。据传，侯庄得名于村西的侯姓人家先入住该村，居住时并无其他人家。侯庄有东西两支侯姓，村西侯姓来自距该村东南2公里的真会村。据传真会侯家一媳妇是清朝康熙皇帝一汉族妃子的姐妹，雍正和其他四位王子曾到位于今天真会小学西北边的侯家原祖坟（坟内有石羊石马石狮子等）祭拜姨母，取“雍正五王子相会”之意，村名为“正五会”，简称“正会”，后演变为“真会”。村西侯姓始祖侯金全（16世）就是来自真会，于清朝前期迁到侯庄，最先居住在村民侯传超、侯俊安、侯连兵现在的宅基地上，所用字辈为“金（今）天公德周（作），运章自可谋”，后九字辈与今天使用的字辈“守汝世家传俊彦绪启，扬乃祖宏德诗礼永昭”中前九字相对应。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侯氏人丁兴旺。后来又有来自河北的侯姓、来自村北1华里的祁庄的左姓及从外地迁来的李姓、张姓等人家在此居住，渐成村落。因侯姓村民居住最早并且人口众多，所以取村名为侯庄。由于侯庄交通便利，位置重要，吸引了外地商贩来做买卖并且定居，这就形成了以侯姓为主，兼有李、左、张、王、娄、贾、姚、白、陈、祁等姓和睦相处的村庄。由于侯姓祖辈宽厚待人，不欺外姓，多姓村民和睦相处，口语称侯庄为“和庄”，也含有“众多姓氏和睦相处的村庄”之意。

娄富宇自然村娄姓最多，还有闫姓和安姓村民。据传，明朝时期，由四所楼镇大上湾村的一支娄姓村民迁到距该村1.5公里的于建白自然村居住。后来有娄富宇、娄宙兄弟二人迁到现在的娄富宇村居住。娄富宇为兄，无儿子，娄宙有6个儿子，娄宙为表示对哥哥的尊重，就将村名定为“娄富宇村”。娄富宇村在侯庄村南不足半里，所以侯庄村民称之为“前门儿”。

旧社会，四所楼村多灾多难。明清时期，多数村民生活困苦，吃糠咽菜，艰难度日，水旱蝗匪、天灾人祸，常常威胁折磨村民。统治阶级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生活水平。滚滚黄水到来，村民房倒屋塌，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遮天蔽日的蚂蚱群飞过，庄稼、树叶一扫而光。蒋冯作战时期，战火燃烧到该村。有200多间房屋被烧，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长期盘踞在四所楼西边与娄富宇中间的原通许二中校院内水塔附近，汉奸杨玉春（外号杨老虎）的治安队盘踞在四所楼村东南角寨墙内。他们杀人打人，派粮派款派工，吃拿卡要，横行街市，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他们常常强迫本村及周边的村民拆房屋、锯树木、挖土方、运砖石，为他们修建土寨和炮楼，逼迫村民为他们挑水、送菜、送粮，还在侯庄西南角大坑边、四所楼村东南角苇坑边设杀人场，在绠会期间杀人示众。由于本村东南有抗日武装活动，他们见从东南方向来赶集的青壮年就抓，见穿黄布鞋的就杀。据老人回忆，仅在一次绠会上日寇和汉奸把从前罗村一带来赶集的七个村民的头颅，在侯庄西南坑沿一连砍下，血流满地，因为日伪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村民娄永辉和娄季英的父亲分别被日本兵用炮弹炸死和枪杀；李从明曾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伤多处，落下终身弓腰的残疾；左凤明曾被日本鬼子搧过耳光；左文山、侯君彩被日本鬼子抓走当劳工，受尽惨无人道的劳苦折磨，左文山后来成功逃回，侯君彩却惨死他乡，尸骨难找；侯俊歧被日本鬼子逼迫，爬到楝树上为鬼子摘楝楝枣儿，鬼子一尝不好吃，差点儿被鬼子刺死……日本鬼子在该村作恶累累，罄竹难书！

除了日本人以外，绑匪（本村俗称为“老抬”）也危害村民。村民侯家洲带领五个儿子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生活略有节余，三儿子侯运祯遭绑匪绑票，幸好在大雨之夜艰难逃回才幸免于难。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前后，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本村村民饿死病死者很多。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仅四所楼自然村，就有8户逃往陕西、10户逃往商丘永城（本村俗称“东乡”），卖儿卖女卖老婆的3户。那时，四所楼村自食其力的98户，糠菜半年粮半年的43户，靠剥削生活的24户。

四所楼村作为通许县的东南重镇，也倍受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这里的“红枪会”作为地方革命武装，敢于反抗压迫，除暴安良，四所楼村的娄季然作为红枪会四所楼团团长，曾受通许红枪会首领娄伯寻委派，于1927年3月15日至21日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取毛泽东、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讲课，回乡后准备率红枪会策应北伐，后因红枪会失败未能如愿。1928年，村里几位乡绅受党的影响，发动组织群众打神胎、扒庙宇，建立了四所楼第一所新式小学，当时称作县立第五完全小学。这期间，四所楼村18岁的青年娄光舞（本名娄渊富，又名罗文）受吴芝圃的委派，率几十人到杞县参加红枪会的战斗。后来到淮阳师范学习，于1931年3月在淮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通许县第一位中共党员。入党后即到北京，通过本县山龙口村的同学——北京朝阳大学的王憬悟，在北京买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书籍和一部油印机，受党的派谴回到家乡四所楼，任五小校长。他聘请共产党员安秉君（1929年入党，西华县人）、李中华，陈儒村（尉氏县人）等到该校任教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丁一（原名于兰芳）、毛春林（又名毛存林，娄光舞的表弟）、娄浮菱（本光舞的亲弟，后化名罗品）、于善瑞、毛凤彦等都是他的学生。娄光舞直接受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李剑华（曾在1931年9月巡视该校）的直接领导。他的一批学生毛春林、娄浮菱（罗品）、张宝璞、席廷彦、王家彦、于兰芳（丁一）等分别奔赴西华县、延安等地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开展革命工作。毛春林等人在四所楼南2公里的章常庄建立了通许县第一个党支部，领导抗日武装，艰苦作战，有时一个月（29天）与日伪军打28仗。他化妆成女人杀日寇、夺枪等抗日故事在豫东广泛流传。抗日战争时期，第五小学被迫迁到东南1.5公里的许庄，后又迁到侯庄左文彬和侯运祯家。抗战胜利后，本村一些青年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四所楼村的娄双喜（在部队改名陈学林）屡立战功，曾任解放军炮兵师师长。娄富宇村的娄渊来，侯庄村的祁季文、李才青等先后参加解放军。李才青在解放上海时负伤，成为荣誉军人。

1949年，四所楼村村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和剿匪反霸等运动中。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本村一批有志青年响应党中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在朝鲜英勇杀敌、血染战场。如娄季先，侯正凯、娄守钱、左凤鸣等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侯庄的侯作连、侯传继、侯章泉，四所楼村的娄和顺等圆满完成任务，凯旋而归。他们居功不自傲，以平常心态或在原籍务农，或在机关部门工作。

1949年以后，四所楼村作为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村容村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小学改为四所楼学校继续招生，以原校址为基础，于1953年扩建为通许县第二中学，在校园东边隔墙建了四所楼小学，招收本村及周边王庄、大上湾、小上湾、真会、韮菜王、三赵等村的学生。通许二中占地近200亩，校园南边的操场是全乡人民群众开会、体育比赛、演电影、唱戏的场所。除此以外，村民以高尚的姿态，无偿腾出几百亩耕地支援政府各机关建设，先后在娄富宇北、侯庄东南建供销社，侯庄东建粮店，税务所、邮政所、农业银行、信用社、供销社北院、镇政府大院、医院、计生办、综合厂（机械厂）、面粉厂、制药厂，在侯庄西边建牲畜配种站、拖拉机站、食品公司、供销社油库、工商所、地税所，在侯庄北边建种子站，在四所楼村西边建棉花站、兽医站、四所楼小学，在娄富宇村南建棉花站。四所楼村村民顾全大局让出耕地，姿态高尚，功不可没。

1953—1957年，四所楼行政村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及“新华农庄”高级社（包括周边24个自然村），“新华农庄”最初办公地点在侯庄村东原关帝庙附近的两层小楼内。这时各项社会事业有新的发展，学生入学率提高，粮食产量增长，村民劳动积极性增强，生活水平提高。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左”倾狂热病、浮夸风、瞎指挥盛行，收庄稼时一些干部为汇报收的速度快，要求村民收红薯、花生时不用抓钩等农具，而用手揪，结果使近一半的农产品掉在地里，村民不能到地里拾，否则被认为侵占公物要挨批斗。“合大伙”时全村千余口人在大伙上吃饭，每人每天平均吃粮4两8钱，十二三岁的少年每顿分一个馍的3/4，七八岁的分一半，一两岁的分1/4，吃奶小孩没有，饭食无法维持最低的温饱，生活极为困苦，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人病饿而死。1960年后，大伙解散，村民可种一小块自留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后来又遇到涝灾，党和政府为了救灾，用飞机空投荞麦帮村民度荒。1964—1965年，“四清”运动使本村部分干部受到冲击。1966年—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也波及该村。当时的村组织称大队，下设6个生产队，四所楼村为1、2、3队，娄富宇为4队，侯庄西边村民为5队，东头村民为6队，现在的6个村民组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受极左政策的影响，成份较高的村民及其子女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明显，一些地、富成份的子女，不仅上学、参军、招工、任职受影响，连婚姻也受牵连。干活儿全凭队长分派，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常常人为地寻找批斗对象，老实守法的高成分村民及子女动辄得咎。挣一天工分只折合人民币几毛钱。就连出力盖房的工匠也受过批判，理由是说他们“瓦刀一夹，一块七八，交队五毛，剩下零花”，凭力气和手艺吃饭也有错。干部开会时要先背毛主席语录。村民主食主要是红薯及其加工品，小麦白面馍只有过节时才能吃到，肉菜一般到过年时才能在食品公司排队买到。自行车平均约几十户才能有一辆，很多人走亲戚要靠步行或拉架子车。夜晚照明用煤油灯。烧火做饭多用柴草。吃水用水要用木桶在井里捞，种地打场多用牲畜和人力。住房多为土坯草房，下雨房屋漏水的现象经常有。1968年以后，本村在现在村委南边和四所楼村东南地开办青年试验场，接纳来自开封等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头几年的知识青年还能安心劳动，但后来个别青年常常寻衅滋事，殴打村民。村民左凤台在队牲口院无辜被他们用铁锨打成重伤，因治疗及时才保住性命，当时很多村民谈起知识青年便心里害怕。

1979年麦收以后种玉米时，四所楼的耕地开始责任到户，多收归已，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玉米产量大增。1980年，耕地分包到户，农民积极性更高，小麦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之后随着分包的土地由零化整，农民对耕地投资增多，收益也相应增加，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草房变成瓦房，有些村民又由瓦房建成楼房。普遍使用电灯照明。电视机、拖拉机、打麦机、水泵、收割机也先后进入农户。近几年小麦、玉米亩产都在千斤以上，大蒜亩产2600斤左右。收麦时多数村民使用联合收割机、耕地使用秸杆还田机和悬空耙，播种使用播种机，全村耕地旱涝保收，一些村民的楼房和临街房宽敞明亮。截至目前，全村个人购买拖拉机几百辆，机动三轮车上百辆，中高档汽车几十辆，经营范围涉及建筑、运输、屠宰、理发、焊接、机械修理、医疗、餐饮、住宿、五金百货、食品批发、农副产品加工、化工等诸多领域。总之，四所楼村的村民利用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加上自己努力经营，已经走上了致富道路，真是致富路上各显能，工商业中见高低。现在村民已拥有各种楼房上百栋，村民拥有机动车1500多辆，